按照上述标准，在我国，具备第三方主体条件的主要是：科研机构、高等院校、立法研究机构、专业的评估机构以及一些具备条件的社会机构等。
如果说此者是现代哲学的核心范畴[4]，那么他者就是自我的存在条件。[8]其二，特定国家的司法原理、观念、范畴与其所解释或表达的社会关系一样，都是历史的产物，因此，对于司法的认知不能以文本为根据，而应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与社会冲突中去把握或解释。
因此，离开作为司法主体的人及其司法活动，就无所谓司法发展史，也就没有司法规律。司法制度作为人类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发展演变遵循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即自然历史律。[39]吕国忱、高丽胜：《实践目的的要素、层次与马克思认识论》，《云南社会科学》1986年第4期。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发展观，司法产生和演变的过程是一种犹如自然界变迁的辩证发展过程，遵循物质世界发展的一般规律。司法活动的这种客观性、规律性与自觉性、特定目的性的结合，使其与其他运动形式区别开来。
当然，司法主体绝不仅仅是法官，还包括司法活动的其他直接、间接参与者，如诉讼参与人乃至潜在的诉讼参与人等。司法主体只有在社会效果的基础上建构司法实践观念并展开真实、具体的司法实践活动，才能满足自身需要。最为明显的例子莫过于环境权了，尽管人们普遍渴望生活在良好的自然环境中，但经济发展权显然也拥有一众支持者，甚至还可能与民生权存在冲突。
现有的新型权利的研究中，很多学者也绕过了这一环节。欲确定一种新型权利，终极目标应是将其纳入法律所确定保护的权利范畴内，在立法资源相对稀缺的我国，其论证就应更加严谨，以形成学界共识，并被立法者或司法者所采纳。可是，现有新型权利的研究中，只有极少数的学者注意到了权利冲突的现象并且为自己所主张的权利能够压倒对造的冲突性权利寻找了理由，多数研究均是单边进行的，无视与其所主张的权利有冲突的权利的价值，只为自己的权利摇旗呐喊，这或许与主张人的意识形态或个人情怀相关。当然，权利束、权利、权能的准确界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涉及权利标准的确定。
当某人遵从或违背动物权利论者主张的行为模式时，社会成员并不能达成较为共识性的回应。因为道德规范对处于个体中的人有效，而法律规定则对处于相互联系中的人适用，道德义务强烈要求我的承认，而不考虑它是否要求别人在相同状况下也具有有效性，这样，只有当我在相同状况下承认了别人也具有同样的权利之后，才能够顺理成章地赋予自己这项权利。
若某一新型权利为公法上的权利，对应的义务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公权力的限制，即非经法律授权公权力不得侵犯公民的该项权利，从行为方式上主要表现为不作为，其更具有公民自由的色彩，比如安宁死亡权、堕胎权，更像是霍菲尔德所谓自由的内容。新型权利研究所肩负的将某种利益主张从应然到实然的使命恐怕其难以承受。很明显，部分新型权利的研究未能做到这一点，论者证明权利必要性有余，但在权利甄别、利益衡量、道德基础的寻找上不足，部分研究成果难以说服立法者或者司法者，甚至连其他学者都无法说服。有的学者为我们提供了良好的范例，他们用霍菲尔德的权利，而非其他的权利理论，来分析冷冻胚胎的监管和处置权，保证了研究的理论框架，避免了话语体系上的分歧和误解。
我们似乎出现一种危险的倾向，即习惯将任何对政府的主张都称为权利，很显然，这并未帮助政府正视公民的特定利益主张，反而让政府对于权利一词充满了警惕，无论我们基于何种政治理论，将需要政府实现的利益通通命名为权利都是不合适的。四、新型权利的探寻路径 权利从何而来？威尔曼认为，权利的基础有三个，法律条文、某一组织机构的规则和道德实践惯例为公德权利。之所以区分发现还是创造，是为了说明任何一种新型权利都应当具备相应的道德基础，而且这种道德基础需要加以论证说明，即基于该道德基础的权利已经上升为公德性权利，值得法律予以保护。{10}52就新型权利而言，其基础应在于第三个方面。
在公法领域，由于义务主体为公权力机关，服务公民乃是其基本职责，似乎利益衡量不应被过分强调，但用公权力来保障权利时，公共资源的配置和转移需要关注。法律如果设置一种权利，需要对其他主体施加义务，权利与义务应基本匹配。
可是，城市居民适足住房权恐怕要面临一些困难了，以我国目前的城市人口数量，要保证每个城市居民的适足住房要使用多少土地，保障住房和保护耕地之间的利益该如何平衡？如果再加上一点私权，即城市居民适足住房权与采光权同时满足，恐怕中国的耕地要所剩无几了。例如，居住权的对应义务应是所有权人容忍居住权人在其所有的房屋内居住，采光权的对应义务是相邻人限制其建筑物或其他工作物的高度的义务，这两个例子并非表明居住权与采光权不应被保护，而是要说明，在证成这些权利的时候，应当将该权利所保障的利益与对应的义务进行一下利益衡量，只有当权利保护的利益在道德或其他价值上具有更加优势的地位时，方可设置该项权利。
在外延方面，包括了已经获得法律意义的那些权利，还包括只是得到一定程度认可的社会性权利主张但并未得到法律明文确定。德肖维茨教授曾详细绘制了一个表格，来说明权利与反权利的冲突有多么严重，仅摘取我国所研究的新型权利，即可发现临终者生命权与协助自杀的权利、基因隐私权与保险公司或雇主评估风险的权利、同性恋伴侣收养子女的权利与儿童被异性恋家庭收养的权利、知道社区中之性侵犯者的权利与服刑后的隐私权、无限生育的权利与生活在不拥挤的世界的权利{7}143-145，而被遗忘权也与记忆权(right to remember){14}、言论自由权存在冲突{15}，用德肖维茨的话来说，很多权利是意识形态的产物，来自政治光谱上各个部分的人士不约而同地推行范围更大且更积极的权利观点。[2]参见梁上上：《利益的层次结构与利益衡量的展开——兼评加藤一郎的利益衡量论》，载《法学研究》2002年第1期。{9}119这又回到了经典的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新型权利的研究应当从公德中发现一些道德上的权利应被法律所确认，继而论证这种应然的合理性。{4}由此可见，被遗忘权难以独立承担作为一项权利的使命，其应作为某项具体权利的功能而出现。个人信息权尽管目前也未得到法律的确认，但被遗忘权似乎可归入其中作为一项权能，或者隐私权也能够为这一主张找到一点归宿，只要适当的扩大隐私权权能的外延即可。
尽管这两种权利并非由同一学者主张，却让我们看到了新型权利叠加所带来的困境，显然，两种权利中的一种要做出让步。{3}当神秘面纱被揭开，该权利的内涵被揭示后，其是否能作为一项独立的权利便值得商榷。
主张权利的同时，要考量社会资源能否负担，更重要的是，纳税人能否承受及政府是否有能力解决。如果为保障该权利，其他主体的义务负担过重，则不应规定该项权利。
{2}24若从学理上认为，这样的权利束属于经济法而不属于民事权利，将新型权利的研究目标定位为学科划分而非法律确认，似乎将新型权利研究的意义打了一定的折扣。而有些利益并不具有直接的法律依据，而是能够通过解释将其归入到目前具有法律依据的某项权利中，则应判断为权能。
姚建宗教授认为，所谓的新兴权利是指中国社会所存在的权利的各种新现象与新样态，而这些所谓的新现象与新样态在别的社会中很可能早就存在。[1]参见钱玉文：《论消费者权之法律边界》，载《现代法学》2012年第4期。以上是私法领域的例证。没有这个一般化的过程，我们就只能一直出于残暴的情感，而绝不会是出于合理的情感来提出类似的要求。
民生权被保证了，环境权便可能落空。尽管我国有学者将利益衡量限定在司法活动中，[2]但实际上利益衡量不仅仅体现在司法，也体现在立法活动中。
被害人的权利、不受色情侵扰的权利、胎儿的权利等等，这些都是右翼团体想出来的术语，用来欺骗大众，使他们误认为求助于政府权力其实等于行使个人权利。有些所谓新型权利则在社会考量的重要性上有所欠缺。
{9}118欲确立一种新型权利，技术上应说明，该权利在公法上欲与何种公权力进行对抗或者欲驱动公权力如何行为，私法上对应的义务为哪一主体的什么行为，社会法上的权利所对应的义务主体、行为方式为何，否则新型权利将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值得庆幸的是，新型权利的研究中已经有部分反思批判性成果出现，就特定新型权利的主张予以批驳，这种研究有助于我们判断哪些权利是真正的权利，哪些不是，去芜存菁，最后形成共识的新型权利才能让立法者和司法者确认，一项新型权利的论证使命方告完结。
有些所谓的新型权利实际上是权利的集合，或称权利束。其实，分时度假权目前在我国主要是基于合同的约定而建立，并没有物权法的基础，也并非基于共同所有而设置的受限所有权，而合同并非创设新型权利的基础。若仅仅是做一种国外司法的介绍毫无问题，但若认为我国也应确认该项权利，则忽略了该项权利赖以生存的土壤。在纷繁复杂的权利理论丛林中，学者应说明采用哪种权利理论在论证新型权利。
部分左派人士则支持纠正种族或性别歧视行动的权利。许多右派人士，甚至包括一些中间派，都支持修宪确立犯罪被害人的权利。
能够作为权利基础的是公德。对于一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普通民众而言，找到一份工作而养家糊口，显然要比关闭其所工作的环境污染企业而缔造纯净的自然环境更为重要，环境权关乎健康或长寿，而经济发展权关乎生存。
无论是司法实践所确认的债权还是部分学者所主张的物权，其在作为一项新型权利的资格上存在欠缺，那就是确认其为一项单独的权利对于社会而言没有那么重要，至少在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条件下，其仅涉及一小部分人的利益，对于绝大多数中国民众而言，可能一生也遇不到这样的主张，而对于一部分富裕人群而言，其需求是全时所有权，而非分时度假权，其受众实在有限。在证成一种新型权利时，要考虑到与其他冲突的权利之间如何衡平，施加给某主体一项义务是否适当，这便是权利证成中的利益衡量过程。